我很喜欢黄永玉先生的画，更喜欢他的文字。我总是把文字当作生命的另一种形式，生命的本质是忧伤的，所以最好的文字也是忧伤的，所以黄永玉先生把他的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叫作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（黄永玉著，三联书店1998年4月出版）。黄永玉先生忧伤的文字具有某种奇特的穿透力，穿透迷雾和烟云，穿透苦难和幸福，直抵心灵最柔弱的地方。正像作者所说：“我深爱这个世界，包括它的悲苦。”在熙熙攘攘的今天，这样的文字已经不多见了。同样的白纸黑字，有的像草叶般芳香（如黄永玉），有的却像厨房般油腻（如余秋雨）。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很难一下子读完，读着读着，你就喘不过气来，忧伤覆盖了你，你的心脏难受得快要跳不动了。我在这个时刻，便翻开黄永玉的漫画集《永玉六记》来，让其中那种透剔的幽默将冻结的冰块解冻。就好像小时候，生病了，要吃药，死活不肯，母亲便拿糖果来诱惑，一口药，一颗糖。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忧伤的生命是有尊严的生命。长期以来，我们这个民族忘记了“尊严”这个词语。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形成巨大的矛盾，使如何“活着”几乎成了全民族唯一的命题。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活着就己耗尽人的精力和时间，哪还顾得着其它的事情呢？然而，黄永玉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说：“看到或感受到悲哀而不悲哀，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更是时代的悲剧。一种荒谬而残酷的力量，能令整个时代互相仇杀，颠倒伦理，以至于麻木了情感，忘记自己是人。”从他的文字里，我读出了中国百年历史的横断面。这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书写，小人物的小故事，却更让人惊心动魄。这一百年，是尊严不断受到伤害、受到剥夺的一百年，是审美的感觉不断钝化、耻辱的感觉不断丧失的一百年。像黄永玉这样的老人，几乎经历过了中国本世纪历史中所有的悲剧——战争、杀戮、政治运动、铁幕以及传统道德的堤坝决口以后的放纵。他是旁观者，也是参与者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幸存者。幸存者们一般有两类，一类是彻底丧失了尊严感，成为奴隶，成为牛马，成为看客，成为铁屋子中沉睡的麻木的灵魂；另一类则是面对时代的挤压，权力的迫害始终不放弃对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和向往，他们坚韧地要求过“人”的生活、过昂首挺胸的生活。前者的生命是可怜的、可鄙的，而后者的生命则是可敬的、可爱的。黄永玉属于后者。
沈从文这个“乡下人”的生命就是一个忧伤的而有尊严的生命。黄永玉笔下的表叔沈从文，是弱者，也是强者，是幸运者，也是不幸者。我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：沈从文去世前夕，黄永玉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，是沈从文为当年的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年轻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。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。黄苗子看了说：“这真不可思议；要说天才，这就是天才；这才叫作书法！”书写的时间是民国十年，也即1921年，那时沈从文刚19岁整。为什么完整地留下这块碑文呢？因为石头好，底面用来洗衣十分光洁适用。当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的时候，沈从文注视了一会儿，静静地哭了。黄永玉的妻子说：“表叔，不要哭。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，多了不得！是不是？你好神气！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！……”沈从文转过眼睛看着黄永玉，眼檐一闪一闪，他一定在笑……太久的岁月了，是哭是笑都已经变得毫不重要。他是被自己的创造力所感动，只要这种创造力还能够存在、还能够流传，人类就有希望。他是怎样一个“老实”的天才啊——天才一般都是狂放的、外向的，而很少像沈从文这样谦卑的、内敛的天才。他的脸上一直都带着淡淡的微笑，长衫在北平的风中飘动着。然而，无论他怎样谦卑和内敛，时代仍然没有放过他，他被时代无情地伤害、再伤害，有了伤口，再抹上盐。是谁逼他自杀，是谁逼他放弃了心爱的文学？我们该诅咒谁？谁来承担责任——那已经躺下的人？都过去了，像一阵烟。此时此刻，谁的过错也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沈从文承担了这份痛苦和磨难，他的诞生也许就是来回应痛苦与磨难的。《圣经》中说：“神常用痛苦来造就一个器皿：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所以痛苦叫人有益。”所以，沈从文还是幸福的。那么多趾高气扬的领袖与富豪，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宣言与语录，留存下来的有多少？而沈从文留存了下来。他的一个句子，在历史长河中占据的空间就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要广阔得多。
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《蜜泪》。蜜与泪，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液体，然而黄永玉把它们放在了一起，它们一结合，产生的是什么呢？
也许，我们的生命，就是一滴小小的蜜泪，一半甜，一半咸，但哪一半甜，哪一半咸，你是分不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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